[12]给事中田大益奏：“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，官方邱陇阡陌皆矿也，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，公私骚然，脂膏殚竭，向所谓军国正用，反致缺损。……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，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，其可得乎？陛下矜奋自贤，沉迷不返，以豪珰奸弁为腹心，以款项珠玉为命脉……即令逢干剖心，皋夔进谏，亦安能解其惑哉？”又言：“陛下驱率狼虎，飞而食人……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。积金玉珠宝若泰山，不成市天下尺寸地，而失天下，又何用金玉珠宝哉？”
[7]据张居正奏疏〈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〉：万历五年，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，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。
西路这一仗，称为“萨尔浒之役”，明军有火器钢炮，军器锋利很多。但杜松有勇无谋，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，却打了赤膊，暴露满身伤疤，一马抢先的冲锋。大抵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，很恋慕“虎痴”许褚的英勇。在〈许褚裸衣斗马超〉这回书中，描述许褚“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斗。”公然威风得紧。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，成果是“操兵大乱，许褚背中两箭”？风趣的是，小说的评注者评道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
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，年深月久，大起氧化感化，有的黑得像漆，有的脆腐如泥土，[5]就是不肯拿出来用。但他终究死了，千千万万的银两，一两也带不去。[6]
[13]吏部尚书李戴奏：“今三辅嗷嗷，民不聊生；草木既尽，剥及树皮；夜窃成群，兼以昼劫；道殣相望，村空无烟。……使百姓坐而待死，更何忍言？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，又何忍言？……此时赋税之役，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……指其屋而挟之曰‘彼有矿’，则家立破矣；‘彼漏税’，则V立倾矣。以无可查稽之数，用无所顾畏之人，行无天理国法之事。”
这类景象越来越恶化，到万历四十二年，首辅叶向高奏称：六部尚书中，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，天下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非常激昂，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，都城里怨声载道，大祸已在面前，皇上还自发得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，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如许妙法吧。[8]神宗抽饱了鸦片，已经火气全无。如许的奏章，如果落在建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，叶向高非杀头不成。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，给大臣调侃几句、乃至骂上一顿，都无所谓。
二
[5]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：“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，充满偏执和傲岸……到了神宗，又在这傲岸的血液里，增加新的成分。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。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味，在一升麦种下土今后，他长日巴巴地在那边计算要长成一斛、一石、又硬、又好的小麦。成日的精力，集合在这一点上面。……明朝底天子，只要神宗嗜利，出于本性，或许只可如许地解释。”（三一七页）但说小农嗜利，仿佛不大安妥。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，既是自但是公道的等候，又是糊口的独一质料，不能说是嗜利。普通来讲，富农大抵比小农更嗜利，不然做不成富农。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，本来做泥水匠。
[2]这是后代论者的共同意见。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：“故论者谓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。”赵翼《廿二史札记·万历中矿税之害》：“论者谓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。”狷介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：“明之亡非亡于流寇，而亡于神宗之荒唐，及天启时阉宦之跋扈，大臣志在禄位款项，百官专务追求恭维。及思宗即位，逆阉虽诛，而天下之势，已如河决不成复塞，鱼烂不成复收矣。而又苛察太过，人怀自免之心。小民痛苦而无告，故相聚为盗，闯贼乘之，而明社遂屋。呜呼！有天下者，可不知所戒惧哉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