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陛下所言不错，但世人非圣贤，皆有趋利之心，非是仅靠自律便可处理，因此便需求有法及有司来加以限定和监控。”应节严在旁不慌不忙地答道。
马是看得见，不会说话的，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当然看得清，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，如果放开百姓的谈吐，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。那为官的如何办呢？就只能操纵在官的职能以治民，从而保全本身。
“韩非子在《外储说右下》说：人主者，守法责成以建功者也。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，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，故明主治吏不治民。说在摇木之本，与引纲之网。故失火之啬夫，不成非论也。救火者，吏操壶走火，则一人之用也，操鞭令人，则役万夫。此陛下想必也以晓得。”刘黻此时接着讲道。
商鞅的意义就是要在官僚机构体系内，要建立监察机构，必须使二者之间的好处和统领上的附属干系相异而不是相合，这是我们建立监察轨制，构造监察机构在思惟熟谙上最根基的前提。当然也是宋朝政治轨制相互制衡的实际根本。而赵昺的答复也是出自商鞅之言，其所说的丞与监是处所行政机构的两个体系，丞是行政体系，监是监察体系。
按常例草案修撰结束，众臣参议后定初稿，再行公布遍及征集定见，最后再交由天子核阅后定稿颁行。可刘黻和应节严在这个时候就交由本身核阅，不是不可，但是赵昺总感觉透着古怪，就像非年非节的有人给你送礼普通。加上他觉得两人是借机会商征西之事，但他们绝口不提，又令他有些绝望。
他晓得这一段话讲的事理，一是讲在国度办理上，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，这是指“事合”，但是从好处干系上不是相合的，吏谋私利，必将侵害国度大众好处。驺与虞是养马与赶马的马夫，如果马也能视、能言，那么驺虞的统统败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坦白，故二者之间的短长干系有相反的一面，这就是所谓“合而利异者”。
俢敕是被赵昺作为以法治国的根本事情，但是因为蒙元入侵，文籍根基上散失殆尽，要想完成这项事情起首就要征集旧典并加以清算。是以这项事情艰巨又沉重，他指令刘黻专门卖力此事，至今已履用时近两年，但进度仍然迟缓，现下也只完成总纲的草案。
“商鞅的《商君书·禁使》云：上与吏也，事合而利异者也。今夫驺虞以相监不成事。若使马，马能焉，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，利异也。利合而恶同者，父不能以问子，君不能以问臣，吏之与吏，利合而恶同也。夫事合而利异者，先王所觉得端也……”刘黻见天子点头，又接着讲道，同时昂首看向其。
反之，如果两边的干系是“利合而恶同”，如果事情的两边短长干系完整分歧的话，即便是父亲问儿子，君主问臣下，也不会道明短长干系的本相。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，官吏与官吏之间，好处干系是相通的，好恶也是不异的，故要出题目时，常常是串案、窝案。
韩非子这里讲的是在啬夫统领的地区内有失火的事件，啬夫要究查他失责的行动。失火今后，官吏本身去救火，那只是你一小我的小我行动，申明你仕进还没有到位，为官的任务是构造公众一起去救火，他应当“操鞭令人役万夫”，变更统统的构造资本去毁灭火警，那才算失职。
二是自上而下的调派御史到处所上去巡查或巡行，由巡查的御史向中心陈述处所官吏在朝的状况，正如当今中心派巡查组赴天下各地观察那样，如许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渠道的考查，才气确认处所行政的状况，前者是行政体系的考核，后者是监察体系的考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