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潜善见高宗难堪，因而便出列，将昨日之言说将出来，力劝李纲，李纲只是对峙。
高宗天子听后，深觉得然，因而决定巡幸江宁，李纲数次上奏，皆被采纳。
但黄潜善、汪伯彦之流仍力主高宗天子东南巡幸，其亲信上书道：“汴都蹂践之余，不成复处。瞧阳封域不广，而又逼近河朔，敌易乃至。南阳密迩中原，虽易以号令四方，但本日陈、唐诸郡，新于乱，千乘万骑，何所取给！夫马队，金之长技，而不习水战。金陵天险，前据大江，能够恪守；东南财力富盛，足以待敌。唯江宁实古帝都，外连江、淮，内控湖、海，为东南要会。伏唯察看时变，从权虑远，趣下严诏，夙期东幸，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，留守京邑；又行清野于河北、山东诸道，候军声国势少振，然后驾还中都，则天下定矣。”
而此时宗泽也来到应天府，入见高宗天子，君臣二人见面，喜极而泣，对坐陈述兴复大计，并唤李纲前来。
李纲听闻高宗天子要去东南避敌，便死力劝止道：“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，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江宁为下。陛下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且适襄、邓，示不忘故都，以系天下之心。不然，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，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。自古复兴之主，起于西北，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，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。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，一旦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本地；盗贼亦将蜂起为乱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，不成得矣，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?夫南阳光武之所兴，有高山峻岭能够控扼，有宽城平野能够屯兵；西邻关、陕，能够召将士；东达江、淮，能够运谷粟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能够取财贿；北距三都，能够遣救济。暂议驻晔，乃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。今乘舟逆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第恐一失中原，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，虽欲退保一隅，不易得也。况尝降诏许留中原，民气悦服，何如诏墨未干，失大信于天下！”
不幸李纲一代忠臣，前有拱卫京师之功，后有治政之劳，却不能在任上大展拳脚，终究为奸人所嫉，无法而退，在相位只得七十五日。
高宗天子听得此言，心中非常打动，此时汪伯彦也说道：“李纲气直，臣等所不能及，还请陛下三思。”高宗天子深思很久，最后下诏谪贬张邦昌于谭州，又将一众伪臣皆迁谪不等。
这一日李纲入朝，奏道：“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，但是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群臣和睦于下，庶几靖康之弊革，而复兴可图。然非有范围而知前后缓急之序，则不能以胜利。夫外御疆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动民气，信奖惩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、郡守以推行新政，俟吾以是自治者政事已修，然后能够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所谓范围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则在于摒挡河北、河东。盖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樊篱也。摒挡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，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余郡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，不过真定、怀、衞、濬四州罢了，其他二十余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以是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觉得首级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朝廷不是以时置司、遣使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粮极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困。虽怀忠义之心，援兵不至，危迫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安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天子恩德、以是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。有能全一州、复一郡者，觉得节度、防备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惟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御敌之力，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，最本日之先务也。”高宗赞成其言，问谁可任者，李纲荐张所、傅亮。因而高宗天子下诏以张所为河北招安使，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