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贤人作法，而万物制焉；贤者立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制法之民，不成与远举；拘礼之人，不成使应变。耳不知清浊之分者，不成令调音；心不知治乱之源者，不成令制法。必有独闻之耳，独见之明，然后能擅道而行矣。夫殷变夏，周变殷，春秋变周，三代之礼分歧，何古之从！大人作而弟子循。知法治所由生，则应时而变；不知法治之源，虽循古，终乱。
古者大川名谷，冲绝门路，不通来往也；乃为窬木方版，觉得舟航。故阵势有无，得相委输。乃为靻蹻而超千里，肩荷负儋之勤也，而作为之楺轮建舆，驾马服牛，民乃至远而不劳。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，而无以禁御也；而作为之铸金锻铁觉得兵刃，猛兽不能为害。
故道可道者，非常道也。周公事文王也，行无独裁，事无由己，身若不堪衣，言若不出口，有奉持于文王，洞洞属属，而将不能，恐失之，可谓能子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少。周公继文王之业，履天子之籍，听天下之政，平蛮夷之乱，诛管、蔡之罪，负扆而朝诸侯，诛赏制断，无所参谋，威动六合，声慑四海，可谓能武矣。成王既壮，周公属籍致政，北面委质而臣事之，请而后为，复而后行，无擅恣之志，无伐矜之色，可谓能臣矣。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，以是应时矣。何况乎君数易世，国数易君，人以其位达其好憎，以其威势供嗜欲，而欲以一行之礼，必然之法，应时偶变，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。
故贤人所由曰道，所为曰事。道犹金石，一调不更；事犹琴瑟，每弦改调。故法制礼义者，治人之具也，而非所觉得治也。故仁觉得经，义觉得纪，此万世不更者也。若乃人考其才，而时省其用，虽日变可也。天下岂有常法哉！当于世事，行于人理，顺于六合，祥于鬼神，则能够正治矣。古者人醇工庞，商朴女重，是以政教易化，民风易移也。当代德益衰，风俗益薄，欲以朴重之法，治既弊之民，是犹无镝衔■策錣而御馯马也。昔者，神农无制令而民从，唐、虞有制令而无科罚，夏后氏不负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逮至当今之世，忍訽而轻辱，贪得而寡羞，欲以神农之道治之，则其乱必矣。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，天下高之。今之时人，去官而隐处，为乡邑之下，岂可同哉！古之兵，弓剑罢了矣，槽矛无击，修戟无刺；近世之兵，隆冲以攻，渠蛘惨允兀笠陨洌狄远贰９胖ス簧被瓶冢换穸毛。于古为义，于今为笑。古之所觉得荣者，今之所觉得辱也；古之所觉得治者，今之所觉得乱也。夫神农、伏羲不施奖惩而民不为非，但是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；舜执干戚而服有苗，但是挞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刁悍。由此观之，法度者，以是论风俗而节缓急也；东西者，因时变而制宜适也。
古者有鍪而绻领，以王天下者矣。其德生而不辱，予而不夺，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怀其德。当此之时，阴阳战役，风雨时节，万物蕃息。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，禽兽可羁而从也。岂必褒衣博带，句襟委章甫哉？
故贤人制礼乐，而不制于礼乐。治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；政教有经，而令行动上。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于事，不必循旧。夫夏、商之衰也，稳定法而亡；三代之起也，不相袭而王。故贤人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。衣服东西，各便其用；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变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百川异源，而皆归于海；百家殊业，而皆务于治。霸道缺而《诗》作，周室废，礼义坏，而《春秋》作。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学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，儒者循之，以教诲于世，岂若三代之盛哉！以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为古之道而贵之，又有未作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时。夫道其缺也，不若道其全也。诵先王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若闻得其言，闻得其言，不若得其以是言，得其以是言者，言弗能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