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、汇兑铁路经费。光绪时构筑铁路是洋务活动的首要内容。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戒，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，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，16省共80万两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，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、日升昌、蔚泰厚、蔚盛长、新泰厚汇兑至京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四川将银五万两，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、百川通15000两、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。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，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。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。大抵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（1890――1893），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。
1、同业对交，各凭各信，不立字据，汇水随市道松紧，临时裁夺。
十1、承办“四国告贷”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对日赔款二亿两，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。时清当局年财务支出不敷8900万两。为筹还赔款，被迫三次举借内债：第一次向俄法告贷四亿法郎，折银9800余万两；第二次向英德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9700余万两；第三次向英德续告贷1600万英镑，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。四国告贷每年付息1200万两，加上其他本国告贷还本付息和开支，天下财务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。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，由各省采取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体例筹款，汇往上海还债。因而山西票号买卖又增，包办了部分省的汇兑。这些票号在四川、广东的有协同庆，在广西的有百川通，在安徽的有合盛元，在江西的有蔚盛长，在湖南的有乾盛亨、协同庆、蔚泰厚、百川通，在陕西的有协同庆，在福建的有蔚泰厚，在河南的有蔚盛长、新泰厚、日升昌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、蔚盛长、日升昌、协成乾等票号。
起首，钱庄、票号中大多数运营范围较小，资金多是一家一户的，有些是一个家属的，很少有遍及集资的，而同期间西方各国的银行却多是较遍及地集资创办的。钱庄、票号的停业限于海内，而当时西方各国的银行多有超越版图的停业。
票号运营汇兑和存放款停业，最后以商号和小我为工具，以本地商埠为重心，咸丰以来，又为清当局大量汇兑公款。
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
另：山西票号的停业内容与范围：
以上统计申明，票号把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，也就是说票号的好处与清当局的好处紧密联在一起，乃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华之路。
9、借垫教给各省及税关。早在19世纪40年代，广东处所财务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产生了假贷干系，“自道光二十年（1842）办理夷务今后，……藩库度支每绌……向西商贷用”，不过这类假贷是“旋借旋还，无案可稽”。（《东粤藩储考》卷12，转引自张国辉《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生长》汗青研讨》1985年第二期）到了50年代，因承平天国农夫军叛逆，广东省财务堕入了非常宽裕地步，今后拨解京饷，多向票号借垫。
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，此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、协同庆、天成亨、蔚长厚、蔚丰富、新泰厚等票号收存，表白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干系。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、代招股金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、上海、汉口、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