及至周室失统，诸侯专征，封疆不固，而短长异心，戎、狄乘间，得入中国，或招诱安抚觉得己用，自是四夷交侵，与中国错居。及秦始皇并天下，兵威旁达，攘胡走越，当是时，中国无复四夷也。
难者曰：氐寇新平，关中饥疫，百姓悉苦，咸望宁息；而欲使疲悴之众，徒自猜之寇，恐势极力屈，绪业不卒，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。答曰：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，悔恶反善，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？将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惧我兵诛乃至于此乎？曰：无有馀力，势穷道尽故也。但是我能制其短长之命，而令其进退由己矣。夫乐其业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无迁志。方其自疑危惧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摆布无违也，迨其灭亡流散，离逷未鸠，与关中之人，户皆为仇，故可遐迁远处，令其心不怀土也。夫圣贤之谋事也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显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攻，值困必济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，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，何哉！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、狄居半，处之与迁，必须话柄。如有贫乏，糁粒不继者，故当倾关中之谷，以全其生生之计，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。今我迁之，传食而至，附其种疾族，自使相赡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为济行者以廪粮，遗居者以积仓，宽关中之逼，去盗贼之原，除朝夕之损，建长年之益。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，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，谋及子孙者也。
宣德初年，预修两朝实录转侍读，为人温厚简重，学术纯粹，被士林所雅重，他外和内贞，谙于油滑。每与人议论总本事烦开导，循循善诱，在清流当中很有影响力，此次他反对的言辞最为狠恶并占有了主导职位，他提出的十不成与五大谬的来由，此中首要的有：一是“践踏我陵寝，虔刘我赤子“，二是“堂堂天朝而下与边臣互市，冠履倒置，损国度之重威“，三是“鞑子狡猾，出没叵测，我竭财力而辇之边，彼误期不至未可知也；或因互市而伏兵，若吐蕃净水之盟，未可知也；或互市毕，即犯境，犯境矣而嫁诿他部，未可知也；或以上马索上价，或责我以他买，或望我以苛礼，未可知也；坠俺答狡猾之谋“，四是“约莫岁帛数十万，得马数万匹，十年以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，将何故善厥后“。杨峥虽不必定此人的言辞，但不否定他的观点非常的精确，若非因本身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个期间，十几年的生长的确如他所言，恰是抓住了这一点，这一番言语至今在朝堂之上呼声也高，非常短长，相较苗衷“鞑子狡猾，出没叵测”而言，太子宫春坊司直郎高谷的奏折就是一把杀人的刀了，此人交之高衷更是短长，为人自幼聪明，承家训嗜读不倦，且资质厚重，举止端庄。十岁入县学，成庠生，永乐三年十五岁落第，永乐十三年登进士，年方廿五。选庶吉人，授中书舍人。自此，宦海沉浮四十余年。仁宗洪熙即位，改任高谷为太子宫春坊司直郎，寻迁翰林侍讲，官儿不算小，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鄙浮华、乐俭素。为中书时，尝奉旨往海印寺誊写佛经，遇雨辄褪靴卷裤，提袍赤足归，使同僚大为惊奇。官任侍读学士时，每赴公宴，老是用布头剪成新花腔补缀在破锦袍上，乃至有人嘲笑为“高学士锦上添花”，高谷不觉得然，在这个仕进做品德的年代，如许的人更可骇十倍，更别说他历官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正儿八经的三朝元老，影响力非同普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