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嵇喜品德并不坏，还是好人，厥后官做得不小，也还算个好官。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，又是司马氏的虎伥，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打趣了。
宁作我
魏晋士人对自我与本性的对峙
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里有如许一则故事：桓公少与殷侯齐名，常有竞心。桓问殷：“卿何如我？” 殷云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五型，阮咸：对实际不满，因而寄情于艺术，想回避政治，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。
阮咸是阮籍的侄儿，因阮籍的先容而插手竹林七贤的圈子。他有别的一套回避实际的体例，那就是醉心于音乐，也能够说是“隐于音乐”。他也仕进，也“容迹”于朝，但真正喜好的倒是音乐。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，琵琶弹得非常好。有一种琵琶后代称为“阮咸”，传闻这类琵琶他弹得非常好，先人就为之取名“阮咸”来记念他。也有人说，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革，成了一种新乐器，先人名之曰“阮咸”。总之，阮咸也是不满当时实际的人，他回避实际的体例是逃进艺术，在音乐中忘记实际。
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，能够看作朴重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能够做出的各种挑选：反潮流呢，还是随大溜呢？体制外呢，还是体制内呢？搞政治呢，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？大抵不过乎以上几种吧。中国文人喜好讲七贤的故事，能够恰是因为七贤为我们供应了挑选人生门路的几种根基范式。
总之，人生活着，都应当认清自我，对峙自我，按照本身的本性来挑选本身的门路，而不需求受别人的影响，摆来摆去，这就是“宁作我”的意义。用明天的话来讲，就是“做本身”。“宁作我”，或说“做本身”，就是不甘心做你，当然也不甘心做他，而要做我本身。在人群中死守自我，不恋慕别人，不苟同别人，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，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“作我”。此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，的确不晓得“自我”是甚么。另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恋慕社会上所谓的“胜利者”，随时随地筹办窜改本身，向“胜利者”挨近。这类民气里贫乏自傲，也没有做人的原则，他向“胜利者”挨近并非见贤思齐，而是见钱思齐、见权思齐、见名思齐。这类人底子没有甚么需求对峙的“自我”，要的不是“作我”，而是“做别人”。
这两对兄弟大家对峙大家的本性，大家走大家的路，却仍然能保持相互尊敬、相互赏识，分歧的人生门路并没有粉碎他们的兄弟交谊。如许的例子在阿谁期间还能够举出很多。
明天读《世说新语》，不难发明在阿谁期间有很多本性光鲜的人物。拿竹林七贤来讲，他们固然是七个好朋友，却各有各的脾气，各有各的挑选，各有各的人生门路。可贵的是，他们不但各自对峙本身的本性，并且能尊敬别人的本性；各自挑选政治态度与人生门路，也能尊敬别人的挑选。比如前面讲过，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，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，山涛却挑选了司马氏。他们挑选分歧，当然有很多启事，此中最首要的就是本性分歧。嵇康是一个“刚肠疾恶，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”的人，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，而山涛倒是一个气度宽宏、能够和光同尘的人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有一个故事。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，山涛的老婆想要察看一下嵇阮二人，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，她就躲在隔壁，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谈天相处。厥后山涛出来问老婆，你感觉这两小我如何样。他老婆说，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，只能以见地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。山涛说，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。《世说新语》里讲山涛跟嵇康、阮籍刚熟谙便成了好朋友，他们的交谊像兄弟一样“契若金兰”。三个本性完整分歧的人，为甚么能够“契若金兰”呢？因为他们都是君子，都是品德高贵、风致朴重的人，有了这个根基点，他们便能够成为好朋友，能够相互赏识，而并不需求去窜改对方。山涛赏识嵇、阮的才情，嵇、阮赏识山涛的度量，厥后大家有各自的挑选，连政治门路都相差很远，也无毛病他们成为好朋友。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断交信，觉得他们真的断交了，变成仇敌了，实在不然。嵇康临死之时，担忧本身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，竟然把儿子拜托给山涛，可见他固然写了断交信，内心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。他的断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，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。山涛厥后公然不负重托，不但把嵇绍培养成人，并且把他保举出来仕进，厥后做到侍中，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天子晋惠帝（司马昭的孙子、司马炎的儿子）而被杀。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《正气歌》中有“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”的句子，“嵇侍中”就是指嵇绍。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阿谁痴人天子送命，是别的一个题目，不应期间有分歧的品德标准，这个题目是能够再见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