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国利民
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四川水灾严峻，饥民大增，韩琦被任命为益、利路体量安抚使。他到四川后，起首减免赋税，“逐贪残不职吏，汰冗役数百”，然后将本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数发放给贫苦百姓，又在各地添设稠粥，救活饥民多达 190 万人，蜀民无不感激地说：“使者之来，重生我也。”自从本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，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，与夏邻界的陕西情势就非常吃紧。韩琦从四川刚回到都城，就向朝廷详细分解了陕西边备情势，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。到了陕西，他看到苛捐冗赋很重，百姓非常贫苦，便一概予以免除。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正月，元昊大肆围攻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，守将刘平、石元孙在三川口（今陕西安塞东）兵败被俘，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，韩琦大胆保举被诬为“荐引朋党”而被贬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的范仲淹。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：“若涉朋比，误国度事，当族。”蒲月，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帮手。韩琦主持泾原路，范仲淹主持鄜延路。在对西夏用兵的战略上，三人定见分歧。韩琦持倔强态度，力主攻策，与夏军决斗，以为迟延光阴，财务日绌，难以支撑，何况“元昊虽倾国犯境，众不过四五万人，吾逐路重兵自为守，势分力弱，遇敌辄不支。若并出一道，鼓行而前，乘贼骄惰，破之必矣。”范仲淹则力主守议，反对冒然打击，主张耐久防备，在加强武备的前提下，乘便击讨，不同意深切敌境的打击战。夏竦难以决计，即派韩琦、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，请仁宗本身决定。仁宗胡想一举处理题目，因而决定采取韩琦攻策，并下诏鄜延、泾原两路会师，按期于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正月打击，后从范仲淹要求改成春暖出师。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，宋仁宗病死。赵曙即帝位，是为宋英宗。英宗即位之初，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。皇太后思惟保守，一些寺人不竭向太后说英宗好话，导致两宫嫌隙萌发，干系非常严峻。为了调剂两宫冲突，韩琦和欧阳修费了很多精力。韩琦、欧阳修进见太后，太后哭泣堕泪，诉说本身的委曲，并说：“老身殆无所容，须相公作主！”韩琦说：“此病故耳，病已，必不然。子疾，母可不容之乎？”欧阳修也一道委宛劝说。见到英宗，英宗则又对韩琦说：“太后待我无恩。”韩琦安慰道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不为少矣。然独称舜为大孝，岂其他尽不孝耶？父母慈爱而子孝，此常事不敷道；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失孝，乃为可称。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，父母岂有不慈者哉。”今后今后，两宫干系垂垂和缓。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蒲月，英宗病愈，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，皇太后撤帘，降手书还政。闰蒲月，韩琦进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韩琦身为宰相，却始终以边事为念，他曾多次就边防题目向英宗陈述方略，建议在河北、河东、陕西等路“籍民为兵”，觉得“义勇”，三丁选一， 于手背刺字，农闲练兵，战时防备，既可加强军事力量，也能减少冗兵军费。治平三年冬，英宗病重，再度建嗣题目大要化。韩琦进言说：“陛下久 不视朝，愿早建储，以安社稷。”英宗点头同意，因而建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。四年正月，英宗病死，赵顼即位，是为宋神宗。韩琦拜司空兼侍中。神宗即位不久，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，说他自嘉祐以来，专执国柄，君弱臣强，且“不赴文德殿押班”，擅权放肆。神宗晓得王陶在诬告，罢了他的官职，但韩琦仍果断辞职。神宗挽留不住，任命他为镇安、武胜军节度使、司徒兼侍中、判相州。韩琦辞退所授两镇，后改成淮南节度使。正在这 时，宋守边大将种谔私行对西夏建议突袭，一举攻占绥州（今陕西绥德），鸿沟氛围突然严峻，朝廷忧愁。韩琦在尚未到差的环境下，又奉旨改判永兴军（今西安），经略陕西。朝中一些大臣以为绥州孤绝难守，主张放弃。韩琦果断反对。一个月后，西夏国主谅诈归天，战事暂告停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