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谓：古有汤昌，亦有桀纣。我皇上固神文圣武，焉知后代子孙皆尽贤德？倘有一二不肖，薄赋另有可限，重税难道虐民？
申时行心中赞叹以后，又不觉深深警省：高务实履新户部尚书不过三日，户部那么多官员能不能全数认得都不好说，如何能够就搞出如此详细的新设两署打算来？任他高务实如何天纵英才，那也绝无能够。
归正高务实必定是想着要入阁的，这一点申时行用脚指头都能想到。
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，右曹不隶户部尚书，是以天下之财分而为二。而苏辙《元祐管帐录叙》中则又言：‘若夫内藏右曹之积，与天下封桩之实，非昔三司所领，则不入管帐，将著之他书，以备观览焉。’
后代陈腐好名者流，不识义利，不辩公私，徒以不言利为高，乃至令人不成觉得国。殊不知聚人曰财，理财曰义，又曰义者利之和，则义固尝倒霉也。义利之分，惟在公私之判。苟出乎义，则利皆义也；苟出乎利，则义亦利也。”
经臣及同僚折算，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，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；银一两约值一贯钱，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；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，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；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，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(注：此处折算标准拜见程民生《宋朝物价研讨》），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。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支出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，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。
由此而来，“义”和“利”就不再是笼统、虚空的观点，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度缔造的好处的总和。
被高务实摆在审计署六司最后一个的，叫做“度支审计司”，这个司固然级别不高，只是个“司”，主官不过是正五品的郎中，但它权限极大！
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，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，政治企图非常较着。不过，他也不但是出于政治目标，一向以来他也都附和这一观点。
(注：宋时蔡京以是受宠，一个首要启事就是其理财才气在徽宗看来根基无可替代，不过明朝文臣则普通以为他的财务手腕不过是苛政罢了。这里申时行以蔡京来比高务实，也是出自这一考量。)
又问：太仓何故不敷用也？其必曰：民力不成滥用，民财不成尽取，故不成足也。
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，却独不以兴建水利为常，不亦怪哉？臣察究其源，问及各衙，其必曰：太仓不敷用矣，固不得大兴。
奏疏写到这里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，接下来就要开端“上干货”了。
果不成足邪？臣觉得大谬不然！”
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，确切是一种高见。此中“聚人曰财，理财曰义”是批驳宋儒“以名为利”的观点。
“臣察前宋苏辙《出入叙》中，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支出数量，其言：‘今者一岁之入，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；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，而其出之多者六万；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(除米盐钱后得此数)，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(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)；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；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；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。’
一为户部右曹(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)所率领，由提举常平司、州通判、县丞而构成之财务收纳各衙门，掌常平、免役、坊场、坑冶、河渡、山泽、天时、榷货、户绝没纳之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