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，是以头一个看到注释的，乃是诸位阁老。
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，确切是一种高见。此中“聚人曰财，理财曰义”是批驳宋儒“以名为利”的观点。
既然如此，高务实到底是从甚么时候起竟然就揣摩起了户部这些事呢？他揣摩这些事的来由又是甚么呢？
经臣及同僚折算，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，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；银一两约值一贯钱，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；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，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；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，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(注：此处折算标准拜见程民生《宋朝物价研讨》），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。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支出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，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。
当天下人特别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，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绝望。
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，却独不以兴建水利为常，不亦怪哉？臣察究其源，问及各衙，其必曰：太仓不敷用矣，固不得大兴。
一想到蔡京，自夸为君子君子的申时行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，昔日严嵩当政，便有很多人将之比为蔡京，可见蔡京极盛之时的权势和对天子的影响。
臣察知，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，一为户部左曹(元丰改制前为三司)所率领，由转运司、州县主官、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务收纳各衙门，其掌田赋、商税、酒税、常贡、征榷之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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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之相反的，则是高拱付与了“义”和“利”全新的解释，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：所谓“义”，就是理财，是办理国度的财贿；所谓“利”，当然就是聚财，堆积人才去缔造财贿。
至于成果，当然是触目惊心，乃至于高务合用了“不啻十倍”来描述。接下来还没完，高务实又持续例证宋明两代财务支出差异之大，然后再从各项出产目标如铁器、粮食(大抵预算的产量)、布帛、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“出产力”实际上反而超越前宋。
由是可知，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，不过户部能够管帐之正赋岁入，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支出，乃至未计其内。如此观之，前宋边境不及我朝，而岁入不啻十倍！以陛下之圣明，独不觉得异哉？”
接下来，高务实奏疏中持续写道：“盖谓有国度者，不当私其利于已，而以利为利；只当公其利于人，而以义为利也。盖以利为利，则失却民气而国度不成保，亦何尝利也；以义为利，则得之民气而又有土有财，其利为无穷矣。是则义利之辩如此，为人君者，可不深省于斯？”
即便是申时行，对高务实的这道奏疏和“随疏具奏”的条陈也不得不心下赞叹。
现在高务实对天子的影响恐怕已经不弱蔡京、严嵩当年，他现在又管着户部，乃至要把户部也搞成兵部那样的“四侍郎制”，先前申时行还只是感觉他的打算起码看起来非常精密，现在转头一想……
其为税者，既非朝廷统统，亦非陛下统统，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。
其上两署十一司详情，臣已随疏具奏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