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钰儿起家走到书厨前，取来两块银元，悄悄放到余青槐面前：“余老爷，您瞧瞧，这便是郁泰峰刚结合本地的几个贩子，经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首肯，用洋人的机器锻造的银元，这枚是一两的，这枚是半两的。”
看着一面铸有“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足纹银饼”，另一面铸有“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”的银元，余青槐感慨道：“如果换作别人，私铸银钱那是要掉脑袋的！”
任钰儿笑看着她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正因为四哥回籍丁忧了，上海这边的差事才更要帮着他办。俗话说人走茶凉，四哥之前简在帝心、圣眷恩隆，不即是今后还是。我在这边帮他办点差，只要把差事办好了，都城的那些王公大臣也就不会忘了他。等他守完制回到都城，天然就能跟之前一样被委以重担。”
“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十间客房，另有十几间铺面，光房钱和房钱就够我糊口了。”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，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，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，帮着“厚谊堂”刺探洋人的动静，“厚谊堂”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，如果刺探到十万孔殷的军情，分外另有赏。
“这话如何说呢，刘丽川等乱党占着县城时，以他家在城里的财产威胁，而他又不忍看着城里的苍糊口活饿死，确切往城里偷运了点粮。
别看苏觉明做了那么久韩秀峰的长随，但是在上海，不管上海道还是上海知县，乃至连已革上海道吴健彰都瞧不起他。
“说来讲去不管犯多大事，终究是钱犯法！”
“听余老爷说韩老爷已经回了四川故乡，他都已经不仕进了，你还要帮他办甚么差？”
“便利？”余青槐不解地问。
余青槐诘问道：“这座洋楼值很多银子吧，你哪来这么多钱的？”
“差未几，他这日子过得不晓得有多津润，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，就是去跟‘船王’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真叫个醉生梦死。”
“您说得是，现现在只要有钱，还真没办不成的事。”
“别但是了，到了这儿统统听我的。”任钰儿不想再谈婚姻大事，随即话锋一转：“租界离县城有点远，我筹算过几天差人去城里礼聘一名先生，办个家塾，教承志读书。”
“可你自个儿如何办？”
“也不是没法儿住，而是住租界便利些。”
“这就是了，韩老爷如果晓得你一个女子在帮他抛头露面，必然不会欢畅的。”
不过厥后那二十万两他也没白捐，朝廷不但赏他二品顶带，还赏了他个盐运使衔。他就这么摇身一变成红顶贩子，家里多了两块‘躲避’、‘寂静’的牌子，传闻每次出门时便让家人扛着牌子在前头呼喊开道，他坐在肩舆里好不威风。”
余青槐不明以是，想想又猎奇地问：“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消做事？”
“可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也没别的体例，何况让洋人代征有让洋人代征的好处。”
余青槐反应过来，想想又问道：“那这座洋楼呢？这座洋楼是谁家的财产？”
“但是……”
洋人代征就不一样了，自咸丰三年刘丽川等六合会余孽犯上反叛占有上海，到客岁光复，洋人把持的税务司竟帮着代征了七十多万两，并且一笔一笔有账可查。朝廷急着用银子，干脆就这么让洋人接着代征了。”
“他这不算私铸，”任钰儿笑了笑，又如有所思地说：“不过我看他这买卖也做不久，锻造得太粗糙，很轻易被人仿铸。一旦被人仿铸，仿铸的时候再掺点假，到时候就没人再敢收敢用他的银元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