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住扬州的陕西贩子不但运营淮盐。还将停业扩大到典当、布匹、皮货、烟酒等行业。但既占天时、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崛起，咄咄逼人，且因其“左儒右贾”的传统，文明程度遍及较高，动辄喜好建议诉讼，与山陕贩子频频产生贸易抵触。据史料记录，在“南人”（即徽商）与边商（即山陕贩子）的诉讼案中，前者常常能获得官方无益的讯断。在争斗中占有上风。
明朝末年扬州驰名的“商籍之争”，实际上恰是山陕贩子与徽商之间阛阓积怨的一次大发作。
明朝科技名著《天工开物》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：（扬州）商之有本者，大略属秦、晋与徽郡三方之人。在明朝，作为盐商的陕西贩子，气力曾超出于山西贩子之上，其故乡是三原县、泾阳县、绥德州等地。
比拟之下，山西向来缺粮，山西贩子要享用“食盐开中”政策，只要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，再贩运边关，是为颇费周折的“买粮换引”，而徽州阔别边塞，山高路远，徽州贩子更有力参与此中。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、徽商起步较早的首要启事。
自此，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落空经济上的意义，陕西贩子和山西贩子一起，纷繁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关键扬州，成为专业盐商。据记录，当年会合扬州的陕西贩子不下500人，名声显赫者有“三原之梁，泾阳之张、郭，西安之申，潼关之张，他们兼籍故★，土，实皆居扬”，这标记取一个冲出潼关、走向天下的陕西商帮开端成型。
在盐商云集的淮安、扬州二府，山陕贩子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具有“商籍”，其后辈可入读淮扬二府的黉舍，每年另有7个不消回客籍插手科举测验的名额。而徽商的故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。按规定，其后辈不得在本地上学。
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，代价可涨10倍以上。据预算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，交纳盐课600万两以上，占天下盐税六成摆布。这一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天下的32%，而扬州盐商供应的盐税就占了全天下经济总量的8%。
但陕西贩子独享的“特区”政策，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。明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，主管财务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，就将输粮换引的“开中法”，改成以银换引的“折色法”，也就是说，贩子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，而是直接拿出白银采办盐引，即能获得发卖食盐的答应。叶淇是山阳人（今江苏淮安），此举明显突破了陕西及山西等“边商”固有的上风，给了地理上更靠近两淮、以徽商为主之“内商”进入利润丰富的盐业运营的良机。
汗青上，明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，经徽商联名上书，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。要求凡盐商后辈都可当场退学，获得天子批准。但这无形中侵害了原有学籍的徽商的好处，引发大师鼓噪，刚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，支撑同亲的抗议，此政策遂缓行。徽商旧事重提，“西人复大鼓噪，争讼不已”，终究又不了了之。
不过，此时的扬州盐业，已是徽商的天下，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贩子与山西贩子之间貌合神离，陕商在扬州敏捷式微，只剩下约莫十几家盐商，不能称帮，难成气候。
恰是在扬州，他们与蓄势已久、大志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。明朝《扬州竹枝词》唱道：“盐客连穑拥巨财，朱门河下所藏生。乡音秦语并歙语，不问人名但问旗。”“秦语”就是陕西话，“歙语”即徽州话（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）。可见陕商、徽商，皆为扬州繁华贸易主力军。据记录，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（即盐业公会魁首）中。西商徽商，各占其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