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最早的处所志书该当是南朝刘宋元嘉十三年（436）刘道真所作《钱塘记》，史料代价高，可惜年久岁长，已经散逸。人们在研讨杭州当代史时，只能找到被转引的部分段落，始终找不到完整的原著。林博览各种处所文籍，对当代文献浏览的存量丰富，千方百计地将唐宋期间古籍援引《钱唐记》片段的琐细笔墨加以汇集清算，探幽寻微，集腋成裘。
近代以来，固然各地媒体上时有我国历代处所志名家的先容，但是这些方志名家小传散见于各个媒体上，尚未清算汇编成册。林正秋带领处所志专修班学员广为汇集，集成编撰了我国首部《中国处所志名家传》，节录古今方志专家一百五十余人，约二十五万字。在写作气势上，可谓集众家之所长，简叙历代志家平生，评点方志得失，笔墨简练，重点凸起，此书对于旧志清算研讨，新志编辑具有首要参考代价，由黄山书社于一九九0年十仲春出版。
林的方志研讨代表作有《处所志和方志学》、《浙江方志概论》、《中国处所志总目撮要·浙江分册》、《中国处所志名家传》。到二0一四年，在《浙江档案》杂志上颁发了《南宋朝廷架阁库与档案办理》一文。
一九八一年仲夏，中心在太原召开第一届“天下处所志编撰大会”，由曾生(注2）主持，这个集会厥后转移到武汉。鉴于林正秋对处所志学与档案学的研讨，时任天下处所志协会副会长的朱士嘉（注3）特别点名，杭州派林正秋列席。
这些书在当时可说是屈指可数研讨浙江方志的学术论文。
三是对新点校的南宋《梦梁录》做了详确订正。
注7：张国淦以为:“方志之书，至赵宋而体例始备。举凡舆图、边境、山川、名胜、建置、职官、赋税、物产、乡里、民风、人物、方技、金石、艺文、灾异，无不汇于一编。”(《中国古方志考》序)
在全天下汗青学与档案办理学的研讨中，我国走在抢先行列，成为研讨本国史、都会史、地区史、州里史的原始素材，所谓“国有国史，地有方志，姓氏有家乘谱牒”，这些志书家谱，成为不成或缺的根本史料，也成为国度、地区与家属的信史（注1）。
处所志研讨
林正秋买了张机票，当天飞赴北京，再转往太原。
南宋《临安三志》，也就是《乾道临安志》、《淳佑临安志》、《咸淳临安志》，既是当代处所志佳作，也是先人研讨宋史的首要文献。对《临安三志》研讨能够追溯到晚清民国期间。林正秋的评点，让人看到南宋处所志生长轨迹与特性，也替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的阐述：“方志之书，至赵宋而体例始备”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解读（注7）。
这几套书均是研讨杭州与南宋汗青的首要文献。
林正秋对于杭州处所志史的研讨服从有三点值得一提，一是它辑佚了杭州最早的一部处所志《钱唐记》；二是对南宋《临安三志》做了详确述评；
列席首届方志大会
注释：注1，信史，为一个汉语词汇，意义是较为翔实可托的史乘，指纪究竟在可托、无所讳饰的史籍。有笔墨记录，或有什物印证的汗青。相对于天下其他处所，中国较早进入信史期间（摘自收集）。
一九八二年，杭州开端编写“地名志”，林正秋受邀成为杭州市地名办公室的咨询专家之一，并为事情职员做了“杭州地名汗青特性”的教诲陈述，内容大多出自《梦梁录》、《武林坊巷志》、《湖山便览》这些处所志书的记录。
在我国冗长的汗青过程中，自从汉朝发明造纸术与北宋呈现活版印刷后，各朝历代大多有处所志书的呈现，只要没有战役、饥荒或处于特别年份，都有过处所志书的呈现，有着浓烈的中国特性，特别是浙江，人称“方志之乡”，它为人们处置处所史学研讨供应了确实根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国的方志学和近代呈现的“档案办理学”与“汗青学研讨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，或许，我国处所志乃是这类学科的先祖。